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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现代化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陈静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加快数字政府建设。这表明,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心正加速迈入效能提升新阶段。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政府的服务理念、组织形态与运行流程进行系统性变革,推动数字政府从工具应用走向系统创新,是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路径。 传统政务服务以专业划分和部门分工为基础,虽保障了政府运行的规范有序,却无形中将企业和群众完整的办事需求切割成孤立的“单项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核心就是要求政府转换视角,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围绕企业从开办到注销、个人从出生到养老的整个生命周期需求,重新定义和整合服务。例如,不再是孤立地看待不动产登记、户口迁移、水电燃气过户,而是从群众办理二手房交易这一真实生活事件出发,将分散在公安、公用事业等多部门的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即不动产登记及水电气联动过户。这种整合,绝非多个事项的简单拼接,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规则重塑将原本散落于多个部门的审批、许可以及服务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从而形成“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的集成化服务新界面。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仍存在流程碎片化、服务体验不均衡、群众获得感不强等问题。改革向纵深推进,必须直面这些堵点难点,以实干实效把改革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现实。 聚焦深度协同之实,着力打通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堵点难点。“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现实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瓶颈的突破,更在于突破数据流、审批链背后的权责壁垒与协同惰性。当下,已有诸多成功的实践探索,如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围绕企业跨域迁移、异地就医结算、新生儿出生等事项,通过建立跨省市的协同规则与数据交换机制,成功实现“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又如,许多地方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将涉及规划、住建、人防、消防等数十个部门的审批流程,整合为立项用地、工程建设、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四个阶段,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大幅压减审批时间。这些案例无不说明办好“一件事”,本质是协同办好“一串事”。要推动各级政府把工作重心和资源投入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更加注重运营优化与服务体验提升,特别是积极落实健全从国家到地方的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制定并动态更新权威、精准的数据目录与责任清单,让数据共享有章可循、有责可担。同时,强化法治与标准的刚性支撑,加快赋予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与纸质媒介同等的法律效力,并统一关键领域的业务标准与数据规范,为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协同创造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基础。 数字政府的温度,也体现在其如何服务那些跟不上数字步伐的人群。因此,要坚定不移地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以数字化赋能服务提质增效,推动政务服务从“可办”向“好办、易办、智办”升级。积极推广免申即享、民生直达、智能审批等便民惠企模式,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自动核验,实现“政策找企业、服务找群众”,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零申请、享便利。比如,惠企政策资金直达平台、养老金静默认证等做法,以技术创新最大限度降低办事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要以兜底服务保障公平可及,确保数字时代“一个都不能少”。在推进智能化服务的同时,保留并优化线下办事大厅、社区代办点、自助终端、12345热线等传统服务渠道,重点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农村及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提供面对面辅导、委托代办、预约上门等有温度、可感知的服务,真正实现政务服务全覆盖、无死角,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在效率与公平上有机统一。 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不能停留在建成了多少系统、上线了多少应用,而必须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社会感知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评价标准必须牢牢锚定于全社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否显著降低,营商环境是否持续优化,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是否有效解决。因此,要构建起以用户评价为核心的反馈驱动机制,每一项“一件事”改革都应同步公开明确的承诺时限、标准的材料清单和透明的办理流程,全程接受社会监督。要深化好差评制度应用,将评价结果与部门绩效考核、干部评价任用紧密挂钩,以群众反馈倒逼流程优化、效能提升。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从海量办件中精准把握企业和群众的切实诉求,推动服务由“被动响应”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转变。只有真正实现环节极简、流程极优、体验极佳,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果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最坚实的认同。 展望未来,“高效办成一件事”从创新标杆转为普遍常态,将持续以技术演进驱动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型加速转变,以实现政策制定更精准、公共服务更贴心、社会治理更高效。这条以数字化赋能治理现代化、以服务实效诠释初心使命的中国特色治理之路,不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营商环境,也必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26-3-26 -
王世杰:政务服务标准化助力行政效能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世杰表示,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布关于OpenClaw安全应用的风险提示。提示称,由于OpenClaw默认的安全配置极为脆弱,攻击者一旦发现突破口,便能轻易获取系统的完全控制权,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用户在部署和应用OpenClaw时,强化网络控制,对运行环境进行严格隔离,限制OpenClaw权限过高问题;加强凭证管理,避免在环境变量中明文存储密钥;严格管理插件来源,仅从可信渠道安装经过签名验证的扩展程序;持续关注补丁和安全更新,及时进行版本更新和安装安全补丁。 为有效化解当前政务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了《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GB/T 47180-2026)(以下简称《规范》),标志着我国政务咨询服务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运行的新阶段。 政府部门在提供政务服务时,应当以一个“声音”、一个标准及时回应公众需求,这既有利于提升行政效能,也是行政一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现实中,政府部门众多,相关规则也林林总总,不同部门对于法律规范或政策的理解不一、不同文件“各说各话”等情况,时常会引发矛盾。即便是同一部门,不同办事窗口、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提供的解释或回答也偶有差异。至于政府回应公众咨询的质量和效果如何,也缺乏后续反馈机制。这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削弱了政府信用。 这些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例如城乡、区域间的政务服务发展不均衡,分层化和多样化的行政部门在解释法律规范时存在认知差异,上级机关未提供统一的解释和裁量基准等。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和数字政府的发展虽然为提升行政效能提供了助力,但有些信息只有部分单位掌握,政务数据的不共享或共享不充分容易形成信息壁垒,使线下线上、不同地域间的政务服务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冲突。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政务服务不统一、不标准成为更加紧迫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有关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以及202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都要求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例如完善集约高效的线下政务服务体系,推进线上办事“一网通办”,推进企业和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等。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于2024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则将推动高效办理企业信息变更、企业注销和开办餐饮店“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的抓手,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提升相关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 为更好贯彻上述政策,改变我国政务咨询服务工作部门分散、标准不一的情况,《规范》确立了需求导向、答复同源、协同联动和智能精准四项原则。结合具体内容来看,首先,针对以往企业群众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规范》要求确保答复口径统一。统一答复口径关键在于实现答复主体、答复依据和答复内容的标准化。对此,除了传统上设置的综合政务服务中心,《规范》还要求建立线上线下统一的咨询服务知识库。这有助于保障公众无论是通过线下咨询、电话咨询、智能回复还是交互式问答,只要是针对同一事项都能得到一致的答复。 其次,《规范》确立了统一的咨询服务渠道和流程,例如咨询服务如何响应启动,答复转办如何进行,如何评价归档等,都将有规范化的操作方式。这有助于确保每一件咨询都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分流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最后,强化人工智能技术支撑。《规范》鼓励应用大语言模型、知识图谱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语义分析、向量检索及知识活性监测系统,实现政策文件的结构化解析与精准推荐。这有助于对政务服务质量与效果进行监测,并及时更新知识库、拓宽咨询服务渠道,从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更具针对性的咨询服务。 规则明确、行为可预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追求。《规范》致力于给企业和群众提供一份清晰的办事指南,帮助他们办事更省心、少走冤枉路。而对于政府而言,《规范》强调标准化特别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可以有效减少政务服务资源紧张地区的人工压力,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由此可见,《规范》既是“施工图”,也是“承诺书”,接下来就需要各级政务服务部门不折不扣做好落地落实,把标准要求转化为服务实效,让每一次咨询都有回应、每一个诉求都有着落,切实让群众和企业共享数字化、标准化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与红利。
2026-3-26 -
刘烈宏:深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 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规划。他指出,中国正通过适度超前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赋能千行百业,并推动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并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2025年8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高质量数据集”。 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应用驱动下,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下面,借这个机会,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结合数据工作,我谈三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适度超前,建用结合,科学布局和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十四五”以来,中国在算力规模、技术、应用等方面实现长足发展。一是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该工程通过构建新型算力集群,将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从2022年开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布局建设国家八大枢纽节点,发展张家口集群、长三角集群、芜湖集群、韶关集群、天府集群、重庆集群、和林格尔集群、贵安集群、庆阳集群、中卫集群等十大数据中心集群。截至2025年底,中国智算总规模达159万PFlops,其中,八大国家枢纽(含十大集群)已建成智算规模达138.8万PFlops,占全国比重超过80%。二是开展算电协同试点。算电协同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智能算法、信息网络,将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资源动态匹配与优化配置的新基建工程,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良性循环”。主要内容包括推进绿电直供、绿电聚合供应,提高绿色电力对算力的支撑能力;推进余热回收利用,增强绿色低碳循环效益,等等。2024年10月,国家数据局就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京津冀、长三角、内蒙古等枢纽节点以及青海、新疆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围绕绿电直供、多源互补、源荷互动等开展先行先试,探索算电协同模式。今年3月5日,“算电协同”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进算电协同工程,确保枢纽节点新建算力设施绿电应用占比达到80%以上,最大程度发挥绿色电力的支撑作用。三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2023年12月,国家数据局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指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和应用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一个重要标志性要求,但不同于电力调度直接输送电力,算力调度是指将数据、计算任务通过网络从异地调度到算力中心计算的过程,调度的是数据、计算任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已列入“十五五”规划。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国家枢纽算力设施集群建设,支持有条件地区根据低时延场景需求适度发展算力,推进云边端协同发展。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提高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算力资源的旺盛需求。 第二,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打造智能经济新业态。从去年春节DeepSeek开源模型出圈,机器人在春晚惊艳亮相,到今年春节Seedance2.0火爆全球,再到近期OpenClaw掀起“养龙虾”热潮——一个又一个热点,反映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五个新的趋势:一是从对话到决策执行,智能体正驱动中国大模型应用规模爆发式增长。以OpenClaw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迅速引爆全球市场,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隐患。在此浪潮中,中国企业凭借“开源框架+中国模型+全栈数据安全策略”的独特路径,加速推动智能体应用的落地。不同于单纯追求功能实现,中国企业推出的方案以国产大模型为“大脑”,创新性地植入了工具合规性检测、数据隔离、权限管控及操作审计等全链路安全机制。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好智能体”的标准:它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当然用户还要在此基础上精准识别安全风险,加强安全管理。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大规模、高质量、安全合规的数据。国家数据局把数据要素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初步形成了“‘人工智能+’行动发展到哪里,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和应用就推广到哪里”的良好局面。二是随着人工智能从基础大模型向行业大模型纵深拓展,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度越来越高,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正取代通用语料,成为决定模型落地效果的关键变量。只有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才能将技术势能转化为发展势能。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市场空间巨大,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就能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扎进产业土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三是人工智能正经历从数字模拟向物理交互的范式跃迁,引爆了具身智能数据的全新需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本体、传感器、控制系统深度融合,实现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在工业制造、仓储物流、特种作业等领域的特定场景下,已经展现出执行复杂操作任务的实际能力,具身智能正加速从实验性部署转向实际生产应用。我们将积极推动高价值真机数据的采集与开发,夯实具身智能进化的数据基础。四是Token“词元”不仅是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更是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为商业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可量化的可能。2024年年初,中国日均Token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今年1月底以来,有的模型企业创下20天收入超越2025年全年总收入的业绩纪录。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套以Token计费为基础的新型商业逻辑正在加速演进。Token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围绕Token的调用、分发与结算,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加速演进形成,并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可能变现的重要路径。中国日均Token调用量的大幅增长也表明,随着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纵深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的供给体系正在形成,“数据供给—价值释放”的良性循环已初现端倪。五是AI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安全合规成为治理焦点。训练数据与生成内容的版权争议,可能使人工智能产品陷入法律诉讼与信任危机;数据投毒攻击、权限失控、网络安全漏洞、恶意技能插件等安全风险,均会引发系统输出失真、决策偏误等问题,影响人工智能应用的可靠性。这要求人工智能的提供者、使用者、网络安全维护者等都要充分发挥作用、协同联动,提供应用全栈数据安全的解决方案,以装龙虾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为例,要按照“最小权限、主动防御、持续审计”的原则持续开展安全防护。为此,我们正在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为数据供给、流通、使用提供权责清晰的产权配置方案。我们正在推动形成涵盖数据、技术、网络等一体化的安全治理解决方案,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落地提供有力安全支撑。 第三,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催生智能经济新增长点。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的全面提速,数据已摆脱了“数字化副产品”的附属地位,跃升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据产业正经历着深刻的演进:从早期侧重于事务处理与业务支撑的“信息服务阶段(DT 1.0)”,跨越至聚焦数据驱动分析与决策的“智能分析阶段(DT 2.0)”,并正整体迈向以“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安全可信高效流通”为特征的“价值生态阶段(DT 3.0)”。人工智能作为这一变革的加速器,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数据开发利用的市场需求,更从采集治理、价值挖掘到产业生态构建等多个维度,重构了数据产业的发展逻辑,开辟了全新增长空间。一是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正在激活前所未有的数据新需求。模型训练、算法优化、应用落地等环节对高质量数据的依赖日益凸显,通识数据集、行业通识数据集、行业专识数据集等多元化数据需求爆发,推动数据资源、技术、服务、应用、安全、基础设施等六类数据企业快速发展,数据产业生态加速构建。据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测算,2024年提供包括面向人工智能训练的高质量数据集等专业数据产品的各类企业在内,产值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预计2025年增长15%,产值规模超过2.3万亿元。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应用,正在催生数据领域的诸多新赛道。随着多模态大模型、行业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物理AI等前沿技术的持续涌现,市场对多模态数据、思维链数据、时空数据等细分领域的需求呈井喷之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的深度落地,对数据的质量如鲜活度、真实性、完整性、多样性和高知识密度等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促使数据生产方式从粗放式采集向精细化、专业化加工演进。在此背景下,高质量数据集构建、精细化数据标注、数据智能分析平台等新兴赛道蓬勃兴起,极大地拓展了数据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机遇。三是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了数据开发效率,拓展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空间。面对全球数据总量中超过80%为非结构化数据这一现状,传统技术手段往往难以有效挖掘其价值,致使大量数据沦为“沉睡的金矿”。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得对这些复杂非结构化数据的解析与开发成为可能,极大地释放了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与此同时,数据产权“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正在全面推进,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利用平台和数据服务商等新型流通机构正在发挥作用,配合以“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等技术和数据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逐步破解了数据流通中的确权与隐私保护等难题,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机制走向成熟与高效。四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数据处理全链条,既带来了数据安全治理的新挑战,也孕育了治理模式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潜在的复杂安全风险,催生了针对数据安全评估、合规审计、风险监测等新兴治理服务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在赋能安全防护体系,推动其从被动的响应式防御向主动的预测与防御跃升,智能化数据安全治理正成为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各位朋友!我们深刻认识到,数据是智能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我们始终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探索形成了“5+3+1”工作体系,其中“5”是指在数据基础制度、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融合应用和场景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业培育5个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3”是指夯实数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数据标准化、数字人才培养3个基础,“1”是指突出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这一重点。我们将2026年数据工作明确为“数据价值释放年”,聚焦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大行动,力争形成一批更好满足人工智能就绪度要求、有效训练先进模型或智能体、真正解决行业难题的高质量数据集,实现供给量、质齐升,使人工智能深入千行百业、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让我们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开拓智能经济新生态。最后,我谨代表国家数据局,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数据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026-3-24 -
大模型赋能,“吉”字头空天数据有何新机遇
近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长春分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强表示:“长光卫星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数据做得非常好,和国外相比价格也更低廉。我们希望利用这些优质的国产数据设计深度学习模型,助力科研工作。” “大模型如何解译PB级空天数据”——这是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量空天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金矿”,而大模型技术为这些数据的深度挖掘与价值释放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长光卫星的会议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为产业智能化发展献计献策。 长光卫星作为我国第一家全产业链商业遥感卫星公司,本次论坛的议题,也恰是其发展的“必答题”。成立11年来,公司不断给卫星“瘦身”,并用批量化模式提升生产效率。随着高频次的卫星发射,“吉林一号”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在规模上持续领跑全球。“目前,我们的日均遥感数据规模很大,大模型可以重构数据处理范式,帮我们进一步开拓应用市场。”长光卫星副总工程师朱瑞飞说。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吴远峰提出,商业航天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其发展同时依赖高时效遥感信息技术突破和垂直领域的应用。“从技术储备丰厚的高校院所、领先全国的商业遥感卫星公司、广阔的应用场景等方面看,吉林在发展商业航天上具备优势。”他说。 对于本次长春分论坛设在长光卫星,吴远峰认为,这释放出一种积极信号,即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驱动光电信息、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与规模化实时遥感应用。“参观企业后,我感受到雄厚的技术实力。他们不仅保持着高位的研发投入,还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这些对长远发展都很重要。” 在海光信息北方七省区域企业部负责人李勇男看来,长光卫星凭借先发优势,积累了宝贵的行业经验。“我们是一家算力底座生产商,一方面为遥感领域提供算力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长光卫星这样的下游企业反哺芯片设计。”他说。 在4个多小时的论坛时间里,专家学者们围绕技术路径、瓶颈突破、商业落地三个方面展开热烈讨论,思想火花不断闪耀。 “我们得到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观点!”论坛结束后,朱瑞飞高兴地说,“例如,嘉宾们指出,当前行业发展需要实现从技术驱动到场景产品驱动的思维转变,重构大模型结构以提升泛化能力、降低标注成本,同时建议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打造空天信息产业生态,通过‘标准化产品+个性化配置’的服务模式,推动遥感数据与政务处置、农业水利、应急防灾等行业业务深度融合。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紧邻长光卫星天王楼,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项目已显现出清晰轮廓——数据机房楼等四栋裙楼簇拥着遥感数据大厦核心筒结构直冲蓝天,仿佛一枚升腾中的火箭。“这里全面投产后,‘吉林一号’星座海量数据的接收、存储、生产和分发都将迈上新台阶。”朱瑞飞抬头仰望,满怀期待地说。
2026-3-24 -
坚决打破“数据孤岛” 推动数据的“合理使用”
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数据流通利用。正是通过多主体、多场景的持续复用,数据才能在循环中不断精炼,突破传统资源约束下的产出边界,开拓经济增长新境域,进而以数据流通利用为枢纽,引领物质、人才、技术与资本的融通,催生新知识、新业态、新模式,为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然而,实践中,由于权属、利益和责任边界的分歧与模糊,数据往往被固化在特定主体内部,成为无法与外界连接的“数据孤岛”。 为破除这一痼疾,需要从多方面统筹设计。首先,在典型场景中明晰数据产权,应降低数据交易流通中各方调查权利边界的核实成本和就权利内容讨价还价的磋商成本、人们约束自身行为和防范侵权的合规成本,以及数据产权人向第三方主张权利的行权成本。其次,应强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有序开发利用公共数据资源的责任,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平台企业按照安全、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对外提供数据服务,形成数据供给的激励。最后,应研究数据的“合理使用”,在维护相关各方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保障社会公众和其他市场主体使用数据的需求。 一、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到数据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源自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4条规定,出于学习、科研、新闻报道等非营利性目的,在不影响作品正常使用、未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且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著作权“合理使用”旨在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避免权利人不加限制地行使其权利,不当妨碍作品中信息的传播与分享。 数据“合理使用”与之异曲同工。在数据处理者享有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广泛权利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对数据处理者的数据产权加以适当限制,允许他人在特定情形中,无需经过数据权利人同意而使用其数据,从而防范数据处理者恶意闭锁数据,加剧“数据孤岛”。数据三权分置和数据“合理使用”相辅相成,均以实现数据复用和高效利用为宗旨。 二、数据“合理使用”的特定情形 数据“合理使用”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公益事业以及突发事件应对等公共治理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所谓“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当前,数据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支撑和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科研也步入了以数据驱动为主导、以算力探索为工具的第四范式时代。面向未来创新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亟需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成为数据“合理使用”的关键场景。 公共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日益迫切。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提出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进步。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利用数据改进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治理,构建数字政府,已成为改革愿景。在各种公共治理中,攸关平安中国的突发事件治理尤其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条,所谓“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例如,利用铁塔遭受水浸、停电、离线的数据,可以高效进行灾害分析,提供灾害早期识别、灾情高效研判、精准锁定“三断”地区以及应急处置辅助决策等服务,有效提升灾害监测、分析与预警等应急管理水平,降低各类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当然,公共治理中的数据“合理使用”仅仅是对数据处理者权利的限制,对于承载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的数据,仍应尊重个人的人格权利和企业的经营权利。 三、数据“合理使用”是开放的清单 数据“合理使用”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制度。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突发事件应对只是部分场景。这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商业迭代和社会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其使用场景无穷无尽,因此,如果对数据“合理使用”的情形作过于严格的解释,将违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以及“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政策方向。因此,在未来的立法和司法中,可以从公益事业和公共治理的目的出发,综合考量数据的性质、被使用数据的质量数量、数据使用的目的与性质、使用行为对数据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放眼未来,数据“合理使用”将是数据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服务于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流通和创造数据价值的目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可)
2026-3-19 -
建立数据产权制度的经济逻辑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据正在从“副产品”变成“基础生产要素”。现实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数据越来越重要,真正敢用、会用、用得好的主体却不多。数据产权不明确是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需要明确回答“数据的权属如何确定、权利如何拆分与约束”,为数据的合规使用和规范流转提供依据。 一、夯实产权基础:以数据要素特征引导制度创新 数据产权制度的设计始终应以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为起点。数据既不同于固定设备等以排他占有为特征的物理资产,也不同于以创造性成果为主的无形资产,还受到信息披露悖论、交易摩擦和合同不完备等约束。因此,围绕数据建立产权制度,不能简单套用既有模式,而要立足其经济属性,在安全合规前提下,通过更灵活、更精细化的结构性分置,让数据既能被合理保护,又能被更充分利用。 相较于土地、厂房等传统资产,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等特征。同一份数据可以被不同主体、在不同场景中反复利用,而不会因一次使用而被消耗。信息主体、采集平台、算法开发者和业务应用方在多个环节持续投入,数据价值更多体现在融合和开发利用之中。数据的排他性是通过访问控制、加密和制度规则来实现的,而不是像有体物那样自带边界。如果简单套用所有权逻辑,既与当前以分场景、分用途流转为特征的数据实践不相匹配,也难以同时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和隐私保护要求。 同样,数据也不能被简单纳入知识产权体系。数据是对客观世界的记录,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原创性,其经济价值更多来源于后续清洗、整合、标注、建模和算法赋能等环节。同时,数据使用伴随着隐私泄露、画像歧视、算法操纵、市场垄断等风险,这些负外部性,无法仅通过合同来防范。如果简单引入类似专利的专有权制度,既可能抬高交易价格,也容易使某些主体把数据控制力转化为市场垄断,从而在无形中增加新企业的进入壁垒。 更为关键的是,数据交易受到“信息悖论”和合同不完备的双重约束。交易之前,购买方难以判断数据质量和适用性;但数据一旦完全披露,信息即被掌握,买方的购买意愿下降。数据用途高度多样且持续演化,复制与再分发成本极低、难以监测,多主体流转又显著增加责任追溯的不确定性。隐私损害、信任侵蚀和社会性风险往往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完全修复,而仅靠民事合同几乎不可能穷尽未来风险。因而,产权制度成为补足合同不完备性、促进数据流通开发的重要基础。 二、明确机制核心:以结构性分置激活数据使用与价值创造 数据要素的产权设置,必须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之间找到制度化平衡。若围绕数据形成的权利存在不确定性,潜在利用者将面临高昂的协商、诉讼与合规成本,导致数据在法律上“被拥有”、但在经济上“被闲置”。结合数据要素的特殊性和中国数据实践的操作路径,应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多方投资与协作激励,同时约束负外部性,以“激励使用”为目的,实现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将数据权利设计为“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结构性分置,旨在通过精细划分,形成有利于数据使用、流通和价值创造的激励结构。核心逻辑是把对数据的投入与回报、权利与责任合理对位,使数据能够在更多主体之间被反复利用、持续创造增量价值。三权分置激励各参与者持续建设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对细分产权进行细分定价,使数据逐步转化为产权明晰、可计量的资产。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数据能够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被更广泛使用、被多次开发,形成持续叠加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实践中,纠纷容易发生在两组关系之中,其一是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的关系,其二是数据处理委托方与数据处理受托方的关系。针对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的关系,重点是在生产环节明确数据处理者对合法采集的数据享有财产性权利,稳定企业在采集、治理、清洗等前端环节的投入预期;同时保障信息主体可以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的数据,保护其相应权益。针对数据处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重点是明确在合同没有相关约定时,数据产权原则上归委托方,避免“以服务之名将数据据为己有”。委托方应注重合同的清晰性,在明确规则下更安心地外包专业处理工作。 聚焦数据复用和创新使用中的产权配置,需要系统安排,在鼓励利用与防止滥用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制度边界。一方面,鼓励有序复用公开数据。数据处理者在不非法侵入他人网络、不干扰网络服务正常运行、不破坏有效技术措施、不损害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前提下,可以收集、持有并使用已公开数据,并可在不实质性替代被收集方产品和服务等的前提下对外提供数据产品,为新业态、新模式预留空间。同时,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数据融合和开发的情形中,允许各方平行享有使用权。此外,行业龙头企业、平台企业等数据资源富集主体,应当遵循安全、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对外提供数据服务。另一方面,将创新活动纳入规范边界。数据处理者对其享有使用权的数据,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前提下,通过利用专业知识加工、建模分析、关键信息提取等方式实现数据内容、形式、结构等实质改变,从而显著提升数据价值,形成衍生数据的,赋予数据处理者持有、使用和经营权。在科研、教育、人工智能训练等领域,探索数据“合理使用”,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为前沿创新留出必要制度空间。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对于数据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登记能够增强权利公示与可验证性,缓解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登记为后续流转、授权、保护和监管提供制度支点。登记是清单管理和规范治理的基础,有利于厘清资产底数、明确使用边界、提升透明度。对市场主体来说,登记凭证既是参与交易、入表融资、项目申报等活动的“权利凭据”和信用背书,也是遇到纠纷时可供司法、行政机关参考的重要佐证材料。 三、畅通价值路径:以资产化和规范流转释放数据价值 数据资产化是数据产权制度在会计层面的自然延伸。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资产确认至少需要满足三项条件:合法拥有、具备控制,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结构性“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产权安排,恰好形成制度层面的紧密对应。首先,控制必须是合法取得、可执行且具有排他性的控制。这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访问权限,更要求在权利结构上能够排除未经授权的占有和利用,形成“可主张、可防御”的稳定权利基础。持有权的设立是实现控制的制度前提,使数据处理者既能在物理层面控制数据,又能在法律层面排他主张权利,从而把“物理控制”与“法律控制”统一起来。相反,如果数据持有权模糊,就难以满足会计上对控制的基本要求。其次,资产必须与未来经济利益相联系。使用权和经营权,将“开发利用”和“对外流通”纳入制度化轨道,使数据能够在合规前提下形成可预期、可验证的收益来源。缺乏明确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即便掌握了数据,也难以形成可以被会计确认的经济利益,资产化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数据产权有序流转需要建立健全法治保障,明确支持权利人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通过合同约定转让持有权、使用权或者经营权,并通过示范合同的形式,把数据内容、提供方式、使用范围、合同终止后的处置等关键事项“写在前面”。用契约标准化降低谈判成本、减少误判空间,尤其有利于中小企业在明确的规则之下参与数据交易。此前,国家数据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数据提供、委托处理服务、融合开发、中介服务等四类典型情形,制定发布了第一批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有利于经营主体减少反复谈判、反复修改的麻烦,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数据流通交易的门槛和成本。 总之,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配套以登记和流转等规则,可以有效降低数据在生产、流转、创新活动中的权属不确定性,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强调数据的使用属性,把数据从“沉睡资产”变成“高效要素”,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行稳致远夯实制度底座。(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汤珂)
2026-3-19 -
两项测评“全球最优”,上海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有哪些探索?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在“恪守公平正义,以高质量司法助力高水平开放”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北京、上海法院的公正性、认可度全球最优。 报告提及的“全球最优”,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2025年中国企业调查概况报告》:上海“法院的独立公正性”和“对法院的认可度”两项测评点分别得分100分和99.98分,达全球最优水平。 司法如何保障并助力营商环境建设?超大城市如何应对一年超百万的案件量,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又如何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近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深入了解上海法院的探索与成果。 “全球最优”背后的司法探索 澎湃新闻:世界银行《2025年中国企业调查概况报告》显示,上海“法院的独立公正性”和“对法院的认可度”达全球最优水平。过去一年,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上海法院进行了哪些探索? 贾宇: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上海作为外向型经济城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发展韧性的保障至关重要。上海法院在过去一年进行了大量颇有成效的探索。包括着力服务重大战略、着力增强规则供给、着力推进数字改革、着力打造涉外法治品牌。 具体比如,在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上海法院与上海市检察院、市版权局等单位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大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专项治理力度,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再如,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上海法院积极打造国际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上海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一年多来,创新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审结了一批示范首案。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一起是,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准确界定中蒙双边条约适用范围,并结合《纽约公约》的规定,依法承认与执行蒙古国仲裁裁决,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又如,在推进数字化协同治理方面,持续推广“企业涉诉信息澄清”和“司法信用数据共享共治”两项机制,在随申办上线司法信用修复服务,精准绘制企业信用画像,全市18家金融机构查询企业涉诉信息40万余条,累计帮助1.4万家企业获得融资150亿余元,助力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澎湃新闻:2026年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已出台。今年的行动计划有何重点? 贾宇:2026年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围绕三项重点任务,以“数字赋能、协同联动”作为两项支撑,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5大板块、17项举措、53项具体任务。 三项重点任务中,一是健全商业纠纷解决机制。以“契合本土、接轨国际”的商事纠纷解决体系,回应经营主体多元、快速、专业的解纷需求,让企业在上海解决纠纷,既省时省力、又公正可期。 二是筑牢市场秩序司法保障。以“保护与规制并重、裁判与执行贯通”,回应经营主体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需求,让企业敢闯敢干更有底气。 三是提升破产审判改革效能。以“内部提质”与“外部协同”双向发力,回应经营主体有效救治与有序退出的司法需求,既助力企业“涅槃重生”,也为市场“腾笼换鸟”。 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从1.0到9.0,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系统推进,上海法院将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让上海始终成为经营主体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热土。 “宽严相济”是法治精神与治理智慧的深度融合 澎湃新闻:上海高院2025年工作报告显示,全年全市法院收、结案量均超百万件。面对这样的艰巨挑战,上海法院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长远来看,上海法院将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贾宇:百万件收结案量对上海法院来说,不仅是一串数字,还是超大城市治理中群众法治需求的集中投射,更是一场“促公正、提效率”的硬仗。 应对如此挑战,上海法院的主要做法是坚持收案、结案“两手抓”,并且都要抓到位。一是坚决落实立案登记制,持续加大对不立案投诉的整治力度,依法保障当事人诉权。二是坚持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加强与综治中心对接,做深做实指导调解职能,同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巡回审判整体布局、具体点位,选择典型案例开展有针对性巡回审判,通过“一个案件”的专业化审判,辐射至“一类案件”的批量化解决,延伸至“一域问题”的协同性治理。三是持续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案例库、多元解纷案例库“以案释法”作用,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先行调解,做实能调尽调。四是充分运用多元管理手段,防止程序空转,推进案件审理中矛盾纠纷一揽子解决。 如何长远破解,我认为核心是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创造性融入超大城市治理。综治中心将是未来进行矛盾纠纷源头分流、化解的重要着力点,其具有破解当前多元解纷机制覆盖面不够、专业力量不足、统筹协调不力等“梗阻”问题的平台优势。因此,上海法院将进一步做深做实诉讼服务在综治中心全覆盖工作,助力实现纠纷预防化解从“单兵作战”到“双向集成”再到“多元共治”的跨越式发展。 说到底,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多方参与的“大合唱”。 澎湃新闻:你作为深耕刑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期关注刑事政策研究。202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均强调“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结合上海法院的实践经验,谈一谈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贾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上海法院进行了诸多探索: 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刑事治理智慧。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轻型犯罪大幅上升,新的情况需要我们汲取传统法治智慧,更好定分止争、促进和谐。实践中,我们将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放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来把握,努力做到宽严适度、罚当其罪。2025年,上海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1万件,同比下降5.5%,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测评保持高位。 另一方面,在审判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宽与严的辩证统一、有机协调,核心在于“相济”,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比如,针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杀人抢劫等重大犯罪,突出“严”的震慑效果,充分彰显刑事司法的“锋芒”。同时,对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犯罪,依法从宽处理,落实该宽则宽。2025年,上海法院依法对1.1万名真诚悔过、罪行轻微的被告人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充分彰显法治的温度和法院的担当。 同时,在社会治理中彰显宽严相济的法治力量。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要“治罪”,也要“治本”。2023年以来,上海法院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数助治理”。比如,通过司法大数据分析、比对、碰撞,自动抓取犯罪性质、前科劣迹、赔偿情况等要素,更好赋能“严”的精度、“宽”的准度。再如,注重强化数字赋能一域问题的协同治理,形成精神疾病患者社会风险防控、数字犯罪安全风险提示等治理报告,促进重点领域、重点人群、重点行业的治理,推动刑事审判由事后治罪向事前预防延伸。 实践证明,宽严相济不是“宽”与“严”的简单叠加,而是法治精神与治理智慧的深度融合。接下来,上海法院将继续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更深入运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26-3-12 -
人工智能+,辽宁必须动作快
杨学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学科研究”,推动各领域研究迈向新台阶、实现高质量发展 唐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副校长):“+制造业”,钢铁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大有可为 张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机器人产业”,推动国产焊接机器人在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率先应用 刘宏志(中国移动辽宁公司总经理):“+应用终端”,有效激活消费潜力,牵引产业升级 10万亿,一个大目标。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到10万亿元。 信号再清晰不过,人工智能正在与生产生活加速融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辽宁也正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政策重心从过去的信息化、数字化,全面转向智能化。在辽全国人大代表们感受到一种迫切——把人工智能作为推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作为串联技术、创新与产业的重要纽带,辽宁必须动作“快”,才能“+”出振兴新动能。 在唐立新代表看来,谁掌握人工智能技术与科学,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正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与经济转型的关键突破。 “我的研究方向正是制造循环工业系统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化,致力于把工业人工智能用好、用透。”在典型制造业方面,唐立新以当前人工智能在钢铁产业的有效应用为例,人工智能助力钢铁行业发展,有两个重要支撑点:一是在效率方面,推动钢企资源能源和设备利用率显著提升;二是在质量方面,通过将炼铁、炼钢等复杂的生产“黑盒”透明或半透明化,优化控制产品质量。以工业智能技术赋能有组织制造,有力支撑制造循环工业系统现代化产业体系高端、高质、高效、低碳发展。 唐立新相信,当下辽宁正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人工智能与制造循环工业系统深度融合,大有可为!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继实验、理论之后,推动学科发展的“第三条腿”,杨学明代表说,特别是在材料、化学、化工等拥有海量精准数据的学科领域,人工智能正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科研创新带来全新工具。 辽宁作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和科教大省,多学科科研根基扎实,不少专业已运用人工智能开展研究,杨学明认为,能否更好地产生、利用高质量数据,依托海量高质量数据搭建更可靠的模型,正是人工智能在各领域走深走实的关键,要以此赋能科研创新,有力推动各领域研究迈向新台阶、实现高质量发展。 辽宁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源地,完全有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抢占先机。张进代表介绍,从工业机器人免示教焊接,到移动机器人自主导航,新松目前全面推进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工作,所有产品都在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张进认为,辽宁拥有一批高水平院校、科研机构和骨干企业,算力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应用场景十分丰富,“这些都不是‘纸上优势’,而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真本钱’。” 怎么用好这笔“本钱”?张进建议,释放政策红利,推动国产焊接机器人在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率先应用。通过实际生产场景实现原始技术积累,助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发展人工智能,不能只盯着工厂和实验室,更要让技术“进家入户”。刘宏志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将“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列为重点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当前居民消费从“功能满足”转向“体验升级”。人工智能融入家居环境、智能穿戴成为潮流,不仅将有效激活消费潜力,更能通过高端供给牵引产业升级。 刘宏志特别注意到,老年群体作为人工智能消费的潜力市场,在适老化改造、智能监护、情感陪伴、便捷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人工智能赋能银发经济将成为最确定的消费增量赛道之一。“所以更要降低使用门槛。”刘宏志着重提到,“好产品要让人‘用得起、愿意用’。” 以人工智能之“智”,激活振兴发展之“能”。10万亿赛道,风口强劲,辽宁,抓紧!
2026-3-12 -
贵州“数智”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从一开始大家还不熟悉大数据这个新鲜事物,到“十四五”时期,贵州数智产业规模突破2800亿元,实现翻番。贵州用十年,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据资源集聚和共享开放水平走到全国前列。基于十年发展的产业基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数智”作为五大比较优势之一,锚定“数智贵州”建设目标,做强做优数字经济,让先发优势持续领跑、发展动能愈发强劲。 智能汽车是眼下炙手可热的“风口产业”,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而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基础产业——数据标注。数据标注师通过给道路信号灯、交通标志、车辆、行人等信息“贴标签”,助力AI高效学习。 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数据部部长陶姝说:“公司当前采用3D建模技术,该技术为数据标注领域的前沿技术,可通过动态监测与全方位标注,有效提升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性能。” 能承接数据标注技术的迭代,源于贵州十余年在大数据领域的深耕细作。2014年,贵州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凉爽气候、稳定地质与低廉电价,为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天然条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布局。目前,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不但抢占了大数据发展的先机,更抢抓了产业的新机。 “贵州数智资源优势的形成,依托‘天时与人和’的战略引领优势、‘地利与集群’的基础支撑优势,构建起世界级产业生态。当前,贵州汇聚的海量算力与数据资源,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各行业数智化转型的核心生产要素,既是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石,更是推动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发展胜势的核心竞争力。”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表示。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持续延伸,数据标注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贵州人口结构年轻化,18岁以下人口占比27%,全省253所院校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年毕业生达5.3万人,精准匹配数据产业需求;同时数据中心衍生大量标注需求,形成“存储-标注”内生循环。正是基于这些优势,2016年,这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公司业务全部转入贵州。 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盛华说:“公司此前在北京与贵州均设有团队,数据采集与整理工作可由本科及专科院校学生承担,该岗位需求与北京既有人才结构存在差异。数据标注业务需要规模化人力资源供给与可控的运营成本,贵州的资源条件与产业环境更适配这一业务发展需求。” 企业也与省内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项目班,定向输送人才。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王伟说:“我们上午开展理论学习,下午参与项目实践,授课教师同时担任项目负责人,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 目前,贵州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7家,从业人员超万人,产业初具规模。在筑牢产业链的同时,贵州加速推动数据资源向资产转化,立足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定位,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 贵州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公司董事长李悲鸿说:“公司可提供超160台设备的算力渲染服务,围绕算力资源的调度、运行与应用,聚焦影视渲染算力领域深耕研发,依据市场需求持续提升算力供给能力。” 从存储到计算、从通用到智能,贵州不仅实现了数据规模与结构的双升级,更在推动公共数据“下场”上走在全国前列。2022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官方气象数据专区,形成了气象数据从计算到交易的全流程。 贵州新气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数据官汤天然说:“公司面向各行业提供专业化气象数据服务,可依据客户需求,在时空分辨率与时空维度上开展定制化服务,对气温、降水、风速等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与产品化开发。”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市场部行业总监周艾琳说:“交易所参与编制气象数据估值系列白皮书,系统研究气象数据定价影响因素与收益分配全流程定价机制,为气象数据市场化定价奠定基础。截至目前,已汇聚国家级及贵州、天津、辽宁、四川等省(市)级气象数据产品共计160余项。”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副总经理王毅飞表示,“交易所在全国率先上线气象、电力、电信等26个数据专区,为强化数据流通交易互信积累实践经验。截至2025年底,平台累计入驻市场主体2187家,上架数据产品2396个;同时在全国布局26个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覆盖省内9个市州与17个省外城市。” “十四五”期间,贵州数智产业年均增速16.2%,2026年,全省数智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3000亿元。十年的深耕布局,贵州算力规模累计达160EFLOPS,国产化智算能力领跑全国,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已成为贵州独特的比较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说:“贵州是国内率先布局大数据产业的省份,已打造出极具影响力的大数据产业名片。历经十余年发展,贵州的数据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理念已走在全国前列。在新一轮发展进程中,贵州可更好地抢抓技术变革机遇,拥抱数字时代新发展。”
2026-3-4 -
张涛:“智改数转”要注重人的转型
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全国政协委员、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里达工厂厂长张涛就把技术、生产、培训等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研究企业“智改数转”的落实工作。“市场瞬息万变,技术更新、产业转型等不得、慢不得。” 作为汽车领域的资深专家,近年来,张涛围绕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出多项提案。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张涛提出了关于构建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碳足迹国家标准和核算体系的提案,之后持续跟进并参与相关落实工作,围绕标准建设开展调研。在去年10月举行的“健全国家标准体系”专家协商会上,张涛针对国家标准落地执行提出了具体对策,推动行业标准的实质性完善。 张涛将履职贯穿本职工作中,促成企业联合东北大学、国家电网建立产学研联盟,在沈阳研发中心建成了首个智能V2G实验场站,为国家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政策的落地提供了关键技术验证。在具体生产环节,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产业痛点。“我们的涂装车间技术规划团队首创‘低温减压蒸馏处理技术’回收水性色漆废溶剂,大幅降低了危废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排放。”张涛介绍。 无论是产学研联盟,还是技术创新,都离不开人的支撑。在数字化和AI已经深度融入企业生产体系的背景下,张涛对人在“智改数转”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思考:“企业建立了包括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内的14个创新平台,核心职能就是确保每一项创新都能在生产线上产生实效,而非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 今年,张涛重点关注了AI时代背景下产业工人转型的话题:“‘智改数转’的核心不仅是硬件设备的更新,更是人的转型。” 为了迎接今年第六代动力电池的量产,里达工厂开始有计划进行电动化人才体系化培养。利用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让员工在虚拟世界中提前掌握生产技能,通过虚拟产线让员工提前3至6个月进行模拟操作,开展“数字先锋”等项目推动超3000名生产工程师提升数字化技能。张涛认为,只有鼓励员工在实战中创新,实现从单一操作型向知识技能型人才根本转型,才能为“智改数转”做好充足的人才储备。
2026-3-4 -
广州:优化产业版营商环境 新增不少于20个特色“一件事”
2月28日,2026年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工作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以“数智兴业·益企新程”主题,汇聚全市政务和数据系统、数据企业代表和业界专家学者,共商数智融合赋能产业协同发展之举。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全国领先的数字广州创新成果。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黄津指出,2026年是广州政务和数据工作“数智融合创新争先年”。全市政务和数据系统将围绕“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主攻方向,实施“1+2+7”工作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驱动,大力实施“数智融合创新争先”七大行动,聚力在数字广州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服务提升、数据设施升级、数字经济增长、数字社会惠民以及数字先锋聚力等七方面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2026年,将着力推动公共数据“跑起来”和开展政务AI“十百千共创行动”。打造政务数据智能工厂,建设50个政务智能体,打造100个高质量数据集,覆盖200个应用场景。构建1000个数据项共享责任清单,完成1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力争全市“四上”数据企业突破2100家。 黄津介绍到,回望2025年,作为“十四五”收官之年,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工作捷报频传,全系统扎实开展提质创优五大行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示范引领与先行先试并举,成功获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创新、数据产业集聚、物流数据开放互联等多个领域的国家级试点示范。荣获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中国区最高荣誉“城市大奖”。数字广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推动出台《广州市数据条例》《广州市政务服务条例》等标志性行政法规,搭建起统筹“四数建设”的四梁八柱。与55个省内外城市实现2461项事项“跨域通办”,落地38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国家重点事项、创新35项广州特色服务。数字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数字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数据产业快速成长,全市数据型企业超2.2万家,“四上”数据企业超2000家,数据产业规模超千亿元。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取得喜人进展,上线全省首个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广州数据交易所生态伙伴超4400家,数据市场活跃度与影响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南沙区等率先开展数据跨境流通先行先试。数字社会建设全面提速,成功打造数字全运标杆范例,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监测体系。区块链+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服务接入所有市属、区属和基层医疗机构,文旅、民生、生态等全域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展望“十五五”,黄津强调,全市政务和数据系统要胸怀“敢为人先、勇争第一”的雄心壮志,马力全开跑好“十五五”开局第一程。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实施数字广州领航筑基行动,凝聚发展合力。健全数字广州建设顶层设计与规划体系,高质量编制实施《数字广州建设“十五五”规划》,强化数据、算力、能耗等新型关键要素资源向数字领域重大项目倾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优化统一安全运营机制,建设全市统一密码安全池,实现网络安全与密码安全协同联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实施数字政府提速增效行动,提升治理效能。实施数字政府3.0建设,建立“建设即编目、验收即归集”管理机制,持续清理低效系统。推动公共数据“跑起来”和开展政务AI“百千共创行动”。积极打造政务数据智能加工厂,建立50个政务智能体,指导开发100个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覆盖200个应用场景,构建不少于1000个数据项的“一数一源”共享责任清单,完成1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力争全市“四上”数据企业突破2100家。 实施政务服务迭代跃升行动,优化产业版营商环境。升级“高效办成一件事”,创新“随心办”服务,新增不少于20个广州特色“一件事”。打造12345热线“广接智办”服务品牌,升级企业服务专家座席,完善“即接即办”响应机制。构建企业版政务服务体系。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打造审批优化“小切口”场景,创建数字公共服务区,深化“服务大使”主动靠前服务模式,提升“穗@i企”企业数字空间“画像”和精准服务能力。 实施数据设施升级扩容行动,夯实发展底座。紧扣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两大试点,打造全市高速数据基础设施支撑底座,构建“数港、空港、海港”三港融合的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格局,推动不少于1500个数据产品上架。建设政务智算资源池,夯实全市一张算力网,构建一体化算力调度和服务体系。擦亮“穗智链”品牌,加快政务与行业区块链跨链对接,扩容升级高频政务场景,对接落地重点行业联盟链。 实施数字经济增量提质行动,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推进天河、黄埔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培育数创企业集群,建立数据产业统计分类和调查制度,编制数据产业地图。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聚焦智能制造、网联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一批文本、图像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搭建数据要素+产业对接平台。开展数据国际合作探索实践,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支持南沙加快建设国际数港。 实施数字社会惠民行动,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应用大模型、大数据赋能“穗智管”一网智管全城全域,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数据、环境支撑。丰富城市智治新图景,建设市级政务无人机平台,深化“环两山”慢直播和视频点位集成治理。探索视觉模型等“AI+物联感知”应用场景。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完善基层报表“一本账”,拓展AI+RPA赋能基层采数用数场景。建强“穗好办”城市移动服务总门户,打造公共服务超级链接者,完善涉港澳、外籍人士、银发群体等特色专区,引入不少于100项生活服务。 实施数字先锋凝心聚力行动,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数字人才集聚高地,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着力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干部数字素养与实战能力,为数字广州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2026-3-4 -
杨彬:营商环境“添温度” 企业跑出“加速度”
这些天,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彬每天都早早来到公司,在赴京开会前,他要统筹安排好企业产品生产、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去年,企业核心经营指标再攀新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把握好政策机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市场拓展、产品升级、技术突破上下功夫,推动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杨彬干劲十足。 营商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和土壤,营商环境好,经营主体才能“如鱼得水”。作为来自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杨彬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履职重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人人都是主力军。”他经常利用参加供应商会议等契机,与省内外企业家沟通交流,寻求合作共赢机会、了解企业发展的痛点和期待的利好政策。去年,他走访和调研了山东、上海、广西等地的20多家企业,重点关注各地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加强人才“引育留用”,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通过扎实深入的调研,杨彬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并与本地实际结合,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推动将企业呼声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具体举措。 在履职和工作中,杨彬深深感受到了辽宁营商环境之变:丹东临港产业园区内,印着“优质服务 为企解忧”的锦旗,是企业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的“一对一”帮办服务机制的认可;居住证“立等可取”,效率中展现着民生温度;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惠企政策让红利直达企业……“这些都切实反映出辽宁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让企业获得感显著增强,亲商安商理念深入人心。”杨彬说。 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新年第一会”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春节后开工首日,辽宁即发布《辽宁省促进经济向新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这让杨彬发展信心更足,他相信政策力度必将转化为经营主体的“体感温度”。 营商环境“添温度”,企业才能跑出“加速度”。杨彬表示,将通过多种方式宣介辽宁的有力举措和营商环境的深刻变化,围绕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献计出力。他相信,一流营商环境将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最强支撑、最大优势、最亮标识,投资辽宁将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共识与选择。
2026-3-3 -
广州:2026年力争“四上”数据企业突破2100家
记者从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在2026年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工作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该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数字广州创新成果,其中超4万P规模算力建设正式获批。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黄津说,2026年是广州政务和数据工作“数智融合创新争先年”,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驱动,将在数字广州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服务提升、数据设施升级、数字经济增长、数字社会惠民以及数字先锋聚力等七方面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黄津表示,2026年,广州将着力推动公共数据“跑起来”和开展政务AI“十百千共创行动”:打造政务数据智能工厂,建设50个政务智能体;打造100个高质量数据集,覆盖200个应用场景;构建1000个数据项共享责任清单,完成1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力争广州全市“四上”数据企业突破2100家。 据介绍,近年来广州数字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数字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数据产业快速成长。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型企业超2.2万家,数据产业规模超千亿元。
2026-3-2 -
2026年河北如何推动营商环境新政落地见效?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段占东表示,《2026年河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与《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的出台仅是“上半篇”文章,全省将以四大硬核举措狠抓落实,把政策“纸上蓝图”变为发展“实景图”,切实让经营主体感受到改革成效。 以“责任闭环”压实各级工作责任,确保事有人管、活有人干。河北省将充分发挥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把两份文件中的重点任务逐项分解至具体部门,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实现任务全覆盖、责任无死角。同时层层压实市县两级落实责任,指导各地结合产业实际推进政策落地,打通营商环境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让改革举措在基层真正扎根见效。 以“全程问效”加快改革推进速度,确保改革提速、落地生根。全省将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依托电子台账系统对任务推进情况实行动态跟踪,通过清单管理、项目化推进的方式,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落实中的堵点问题。对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扩面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通报,确保各项改革按节点推进,做到“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以“靶向攻坚”破解政策落实梗阻,确保梗阻打通、痛点消除。聚焦政策落实中的“中梗阻”问题,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集中攻坚,围绕企业反映强烈的实际需求,适时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配套改革举措。鼓励各地结合发展实际开展差异化探索,对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总结提炼、复制推广,推动点上创新转化为全省面上的改革成效。 以“双向奔赴”提升企业获得感,确保企业有感、政策管用。一方面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建强企业服务中心和民营经济综合服务平台,依托12345热线惠企专线实现“接诉即办”,对企业诉求快办快结、跟踪反馈,做到“有呼必应、应必有果”。另一方面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推送,依托“河北惠企政策一点通”平台为企业精准画像,实现更多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让“人找政策”彻底转变为“政策上门”。 段占东表示,全省发改系统将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啃骨头”精神破难题,联合各级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改革红利精准释放,让企业活力充分迸发,共同擦亮河北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2026-2-27 -
AI智能体安全治理:分层施策应对发展新挑战——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
当人工智能从“语言交互”跨越至“自主行动”,AI智能体正加快重塑产业生态与社会治理,同时也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划分乃至人机关系本质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深入探讨AI智能体治理的现实路径与法治未来。 产业发展:从“语言交互”到“自主行动”的关键飞跃 中国经济时报:AI智能体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处于怎样的阶段?当前AI智能体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您如何判断其后续的发展趋势? 许可:AI智能体是人工智能真正进入现实的关键性发展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形态。此前的对话式AI、问答机器人,更多停留在信息收集、生成和交互的语言层面,而AI智能体实现了从“语言交互”到“自主行动”的飞跃。人类社会的发展核心在于“做事”,行动才是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关键,AI智能体恰恰能完成大量事务性工作,还能通过具身智能实现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未来在生活、工作的各类场景中,都会成为重要的支撑,推动人工智能真正融入现实社会。 AI智能体的发展日新月异,2026年是AI智能体落地实施、产生现实影响的关键一年。目前中美两国的发展路径有明显差异,中国先从ToC的消费端场景切入,而美国更多是ToB的工作场景应用。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消费端,ToG的政务服务场景有巨大发展空间,中国政府的服务范围广、与民生联系紧密,将AI智能体嵌入政务工作流,能有效提升政府效率,助力数字化、智能化政务服务建设,这也是中国与美国发展的差异化优势。当然,无论哪个场景的发展,都要先筑牢安全底线,做好框架治理和行业共识建设。 法律治理:分层施策应对发展新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AI智能体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方向,现有法律法规对其是否具备适用性,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该如何应对?如何看待当前出现的新模式? 许可:AI智能体并非完全独立的新事物,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现有针对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等的法律法规,能解决其发展中相当大部分的法律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法规能覆盖所有问题,AI智能体的特性也带来了新挑战,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传统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遵循目的限定和最小必要原则,而AI智能体作为用户的全方位助手,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方式、场景丰富且非标准化,远超传统App的处理模式,对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了全新挑战。同时,AI智能体在从类工具向类人、类生命体发展的过程中,接入第三方主体工具如第三方App、网页、插件、API时,建构出与第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也是现有法律需要逐步适配的地方。 当前AI智能体“接管”手机的模式也触及了治理的核心难题。因为用户授权不等于平台必须接受,AI智能体的自动化能力和潜在不可控性,冲击了平台既有的安全与生态,需建立“双重授权”机制。同时,“接管”模式将风险高度集中,一旦失控便是系统性灾难。智能体与平台的关系应从对抗走向“握手”,通过行业协作建立安全接口与交互标准,实现可持续的共生。 未来对AI智能体的法律治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当其冲的是安全问题,核心就是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这是新事物发展的第一步,也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可通过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倡议、技术发展等多种方式解决。其次是责任分担问题,目前AI智能体仍处于L2、L3发展阶段,还未到完全自主的L4级别,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责任边界划分,比如在自动驾驶事故中,驾驶员、车企、软件服务商、道路传感方等多方的责任界定,这是法律需要重点考量的事后追责问题。最后是面向未来的L4级别应对,当AI智能体实现完全自主的观察、推理和决策时,传统法律将难以适用,届时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法律框架,应对这一全新的法律主体。 放眼未来,当具有法律人格与真实意志的自然人,向不透明且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非人行为体转变之时,我们必须超越旧有框架,摒弃人—机—平台互害的零和博弈,构想一幅“人—机—平台”共生的新图景。
2026-2-26 -
AI智能体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太山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AI智能体(AI Agent)”这一概念的普及,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辅助系统,AI智能体正在逐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然而,在这一热潮背后,AI智能体的角色定位、发展路径以及未来的变化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太山。 是工具还是未来的“生命体”?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关于“AI智能体”的讨论热度很高,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您认为AI智能体的角色定位是怎样的? 高太山:AI智能体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落地应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目前来看,它更多地扮演着工具的角色,例如,文件的梳理、翻译,视频剪辑、图片修改等功能性的应用工具。 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演进和产业融合持续升级,AI智能体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形态和功能,其角色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执行特定任务的工具,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更复杂的“生命体”,甚至可能在某些场景下替代人类的部分角色。当然,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技术、产业和应用场景的共同推动。 中国AI智能体发展的优势与短板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在AI智能体落地应用上的特点?与国际相比,我们有哪些优势和差距? 高太山:中国的AI智能体应用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得益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的需求非常多样化,这催生了大量针对特定领域(如文字处理、影视剪辑等)的AI智能体工具。其次,中国在数据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数据为AI智能体的学习和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我们也面临一些短板。例如,在底层核心技术方面,包括算力、模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我们与国际领先水平仍存在差距。此外,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产业生态的完善程度、更有耐心的资本市场以及标准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中国在政 策支持和市场驱动下,正在逐步补齐这些短板。 AI智能体应用场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经济时报:AI智能体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您认为,目前AI智能体的应用面临哪些挑战?又有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取得突破? 高太山:目前,AI智能体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政务服务等领域已经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然而,这些应用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首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数字化基础差异较大,导致跨系统、跨设备的协同应用较为困难。其次,服务业的个性化需求与AI智能体标准化的产品供给之间也存在着天然的错位,需要逐步相互适应。 尽管如此,我认为,AI智能体在政务服务、金融和教育医疗等领域可能会率先取得突破。这些领域的需求明确且场景集中,有助于快速推动AI智能体的落地应用。 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AI智能体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期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高太山:从长期来看,AI智能体的发展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它的发展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策引导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在鼓励创新与保障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动态地调整监管框架,通过应用校准监管规则,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次,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需要将现有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与AI智能体带来的变化相统一,在利用数据推动AI智能体发展的同时,确保这些数据不会被滥用。此外,人才短缺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需要吸引更多全球顶尖人才,并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创造更多的人才培养机会。最后,教育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未来职业结构的变化。 总的来说,AI智能体时代的到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需要在技术、政策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才能在变革中把握住机遇,应对好挑战。
2026-2-26 -
杨东:以法治化的数字营商环境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承载着制度集成创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建设面向全球、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海南自贸港,需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促进数字技术与自贸港建设深度融合,而法治则是保障这一切健康运行的根基。因此,构建法治化的数字营商环境,不仅是海南自贸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高地的必由之路,更是其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以法治为根基促进自贸港数据要素规范化跨境流动。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生命线。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必须率先建立数据要素开发应用、数据跨境流动的法治框架,实现“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当前,海南仍面临着数据质量不高、融合应用不强等问题。为此,应进一步探索以数据收益权为核心的数据权益体系;以大众分享数据经济红利为价值目标的“共票”数据收益分配体系。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面,数据采集职权被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工作机制,数据获取需要层级审批以及多部门协商,导致数据时效性不强。因此,应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利益分配、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机制,深化政务服务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推动海南与RCEP、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探索“数据主权可管、数据红利共享”的海南方案,打造亚太数据要素枢纽港,为全球数字贸易提供“海南通道”。 探索“人工智能+”监管科技,优化自贸港数字监管路径。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对市场主体和贸易监管带来了挑战。传统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自贸港数字经济“无形、快速、跨界”的特性,应采取数字技术驱动型监管的策略,以“科技+法律”的双维视角,利用技术实现对监管数据的触达、辨别和获取,构建“AI+监管”的智能治理体系,推动实现无感监管、精准监管、协同监管。此外,还应探索人工智能化的纠纷化解机制。一方面,推广应用“涉外法治大模型”,为自贸港法治建设提供数智化支撑。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赋能司法和调解工作,通过数字技术手段,让自贸港的批量化、标准化案件处理更加高效、透明与可追溯,减轻法官与律师的事务性负担,让法律工作回归审理与裁判的本质。 在法治轨道上激发自贸港数字金融创新开放活力。金融开放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应有之义,应当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探索区块链跨境融资和跨境支付新范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比如,以“监管沙盒”的可控风险环境,探索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等基于实体企业资产信用的链上融资范式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盘活实体资产并增强实体经济流动性。跨境资金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是海南自贸港的主要金融政策之一。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探索数字人民币与稳定币结合的自贸港新型跨境支付方式,提升自贸港贸易的支付和结算效率,降低企业资金跨境流动成本。未来,法治化的数字营商环境必将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海南应继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数据红利共享,同时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与服务体系,在数字金融领域探索“监管沙盒”等容错机制,以法治护航区块链、跨境支付等创新产业安全落地。坚持法治引领与数字赋能,努力让自贸港真正成为全球要素汇聚的开放高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海南方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杨东)
2026-2-11 -
刘烈宏在中国法学会授课: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 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月3日下午,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受邀赴中国法学会,作题为“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专题授课。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主持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景汉朝,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振江出席。 刘烈宏阐述了数据产权制度的定位和原则,介绍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内涵和关系,具体情形下的数据产权配置方案,以及数据产权登记、流转、法治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安排。刘烈宏指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推进的系统工程,希望协同各方力量,加强数据产权制度的宣传和理论阐释,推进数据产权细化规则和数据立法研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 王洪祥在主持中指出,广大法学工作者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争当制度宣传的“护航员”、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制度创新的“智囊团”、国际治理的“主力军”,为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主要负责同志陪同参会。中国法学会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相关研究会代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有关专家学者等共150余人参加会议。
2026-2-9 -
刘捷:推动数字政府2.0建设见行见效深化提升
近日,数字政府2.0建设第五次工作例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推动数字政府2.0建设见行见效、深化提升,为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刘捷充分肯定2025年数字政府2.0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政府履职更高效、群众企业更便利、基层减负更显著”为努力方向,以“需求牵引、问题倒逼、改革破难、实战检验”为有效路径,以“深化人工智能应用、提升行政效能赋能千行百业”为关键抓手,以“政府过紧日子、好钢用在刀刃上”为理念导向,以“强化风险防范、确保安全可控”为底线要求,推动政府治理、改革攻坚、数字赋能的能力水平再深化再提升。 刘捷强调,要继续推进重大应用建设,突出优化存量、严控增量,深化细化项目建设方案,进一步论证相关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确保政务应用好用管用。要深化集约运维改革,总结推广基层经验,以政府运行机制重塑带动整体效能提升。要精准谋划落地一批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将更多业务骨干培养成会用人工智能的行家里手。要加快数据资源化市场化实现步伐,加快打造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和开放共享,积极培育数据产业和数商企业,更大力度激活沉睡的公共数据价值。要加强政务系统安全防护,强化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确保人工智能领域安全,筑牢网络数据安全屏障。要突出多跨协同、闭环落实,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凝聚数字政府2.0建设强大合力。 徐文光主持,尹学群出席。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2.0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人力社保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湖州市政府汇报有关工作。
2026-2-6 -
梁言顺: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言顺表示,近年来,安徽聚焦打造“三地一区”、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贯通,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安徽力量。 推进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强化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支撑 安徽从制度建设着眼,从重点领域着手,持续加强高水平制度供给,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出台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与京津冀、沪苏浙等12省(市)签署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协议,全省有效发明专利达21.79万件,比“十四五”初期翻了一番多,居全国第7位。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施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联合沪苏浙推进长三角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开展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互认试点改革。持续放宽和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合肥市获批全国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集聚300家上下游企业,初步构建了从整机研发制造到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机制,近3年累计审查增量政策措施1.8万份、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等倾向的做法得到纠正。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推行高效办成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实施1份信用报告代替46个部门证明,累计出具信用报告35.8万份,代替传统证明超715万份。 推进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发挥沿江通海、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打破地理阻碍、畅通流通渠道,打造经济循环的“高速公路”,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3.1%、低于全国0.9个百分点。强化“硬联通”,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着力打通区域间“断头路”和碍航节点,推动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协同发展,高铁里程达2971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连通长三角地区省际主通道基本实现八车道通行,与中部地区交通连接更加紧密。江淮运河全线通航,长江与淮河在安徽境内实现历史性“牵手”,水运航程最大缩短600公里,每年可节省腹地总货物运费60多亿元。推动“软联通”,健全规则协调互认机制。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一单制”“一箱制”,沪皖港口实现“联动接卸、视同一港”,通关时间节约1天至2天。 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落实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重要要求,重点是明确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安徽着力引导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规矩、划红线,防止政府不当干预扭曲市场机制。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面对光储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大环境,近3年每年滚动出台专项政策,引导企业迭代技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创新政府采购招标方式。建成“AI+招标投标”智慧交易专属大模型,应用AI类人评审,最大限度压缩人为干预空间,打破评标专家“小圈子”,从源头上阻断最低价中标、以次充好、利益勾连等问题发生。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持续开展招商引资恶性竞争专项整治,建立重大政策和项目提级报备机制,引导各地从拼政策、拼资源转向拼服务、拼环境、拼产业链生态。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结果中,安徽“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四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推进市场监管执法统一,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安徽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持续加强监管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努力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一方面,明确执法标准尺度。出台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制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发布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清单,2025年共办理免罚案件9000余件、免罚金额2.6亿元,让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另一方面,创新监管执法方式。联合沪苏浙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在市场监管领域跨区域联动执法,推动信息共享、执法互认。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将省本级416项行政检查事项整合为75项,整合率超80%。 推进要素资源市场统一,促进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安徽以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抓手,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纵深推进全国首个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利用数字化平台为经营主体提供云上看地、选地等服务,推动用地需求和土地要素精准匹配,自2025年6月运行以来,成交461宗1.97万亩,成交金额199.52亿元。壮大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首创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计划,2025年新增境内上市公司5家、居全国第6位。构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迭代升级人才政策4.0版,实行江淮英才培养引进计划,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安徽新增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07万人、增长29.8%,增量、增速分别居全国第3位、第1位。2025年新参保大学毕业生超40万人,更多人才在安徽安身安心安业。培育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建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科技大市场,打造中国(安徽)科交会等成果对接转化品牌。在106家单位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赋权成果2153项,成立或入股企业148家,一大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打造开放共享的数据市场。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成立安徽省数据交易所,颁发全国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落地全国首例国企数据资产作价入股、民企数据增资扩股项目,累计培育认定超2000家省级数据企业。 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安徽立足较好制造业基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对内开放上,充分发挥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度嵌入长三角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链产业链,加强与中西部省份产业联动、市场互通。2025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4654个,实际到位资金8555.1亿元、占全省比重61%。在对外开放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持续推进“徽动全球”出海和优势产业“抱团出海”行动,积极开拓“一带一路”、RCEP等市场。202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0135.6亿元,成为全国第9个、中部第1个破万亿元的省份;汽车年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稳居全国第1位。 “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安徽将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头落实好各项任务,努力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取得更多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026-2-2
